芝麻绿豆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 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 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 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 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 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 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 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 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 辈。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 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 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 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 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 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 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 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 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 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得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 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可以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 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 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 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也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 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 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 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 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 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 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 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 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 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对年轻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 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 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 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 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 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 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 的。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 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于 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 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保罗·科利尔 著  吴万伟 译

为什么在选举盛行的今天，民主仍然失败呢？做个思想实验或许带来新的智慧之光，让我们认识到把独裁者赶下台为什么这么难。

前苏联的统治者一想到竞争性选举就惊慌失措。我们这些政治体制研究者认为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选举将让公民有胆量抗衡政府的傲慢。随着铁幕的倒塌，选举实际上横扫整个世界。但民主似乎没有兑现最初的承诺。令人吃惊的往往是从前的统治者仍然在台上用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管理国家。这是怎么回事？毛病到底在哪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站在“民主”国家里仍然牢牢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独裁者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立场上设身处地考虑一番。我有什么选择呢？虽然令人难堪，但我必须对自己诚实：人民并不爱戴我。他们不仅不感激我为国家创造的奇迹，反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国家在我任职期间发展缓慢，而其他国家早已转型。甚至有人令人信服地指出，国家的苦难都是我的过错。我只能难以置信地摇头，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所以我拿起金笔，列出我的所有选择。为确保系统性，我详细评价了每个选择的优缺点。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

选择一：翻开新的一页，拥抱好政府

优点：这可能是多数人渴望的。我自己感觉也会好一点。甚至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让他们自豪的遗产。

缺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和我过去多年养成的本事非常不同---基本上是通过用小恩小惠笼络一帮人为我卖命而抓住权力。我的上帝，我本来应该阅读那些该死的捐款人报告的。即使我弄清楚需要进行什么改革，公务员系统也不愿意实施。毕竟，我已经花费了这么多年时间整治我看不惯的人，甚至诚实的人都被排挤了出去。诚实人不容易管。

更糟糕的是，改革可能是危险的。围绕在我周围的寄生虫和溜须拍马之徒可能忍受不了改革。他们很可能发动宫廷政变把我赶下台，用新人取而代之。而且会把这政变打扮成“改革”蒙骗外人。

但是假若我成功了，假如我真的创立了好政府。我还能再次当选吗？我开始思考过去一些年我会见过的富裕国家的政治领袖，他们常常劝我认识到好政府的必要性。我做了粗略的计算：这些人再次当选的比例只有45%左右。

所以，即使我成功进行了改革，丧失权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最好还是骗人吧。但怎么骗呢？

选择二：向选民撒谎

优点： 我控制了大部分媒体，所以撒谎相对来说很容易。而且，我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不高，辨别是非真家的能力也不高。所以我可以告诉他们选我做总统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幸福的事。

缺点： 我这样做已经很多年。许多人对我说的任何话都不再相信了。总体上说，虽然撒谎似乎是值得做的事，但我不能指望它就能取得胜利。

选择三：找个少数民族做替罪羊

优点：这个做法非常有效！我可以把我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国内让人讨厌的少数民族或者外国政府。从选举角度看，仇恨政治有漫长和非常成功的谱系。在象牙海岸，替罪羊是布基纳法索移民；在津巴布韦，是白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图西族人。如果这些都不奏效，我总可以指责美国。我还可以保证对本民族采取优惠措施。

缺点: 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少数民族人。实际上，他们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各种优惠。我更喜欢和少数民族人做生意，因为不管他们多有钱，他们不能从政治上挑战我的权威。我需要让主体民族不能太得势。恐吓少数民族就太糟糕了，因为他们很可能把财富转移到海外。所以，虽然找替罪羊的做法是有效的，但超过一定限度，代价就太大了。

选择四：买通选民来赢得胜利

优点：如果和对手相比的话，贿赂选民是我的一大优势，因为我钱多。

缺点：我能相信人们说话算数吗？如果我给了他们钱，他们真投我的票吗？毕竟，不讲道德的人是很多的

总体上看，我不敢肯定。我在网上搜索，发现牛津大学一个名叫佩德罗·比森特（Pedro Vicente）的一项研究。比森特在选举日当天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进行了随机性和控制性实验，在有些地区，贿选是受到外来检查的限制，有些地区没有。总是来说，在贿选不受限制的地方，买票的候选人得到选票更多。这说明买票还是起作用的。

实际上，贿赂有两种形式：零售和批发。零售式贿赂很昂贵而且很难，但仍是值得尝试一下。其优势是我能直接把钱瞄准保证成功的关键选民的口袋。

贿赂为什么不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呢？如果英国工党被逮住给选民钱财以换取支持，那它的选举结果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但在很多社会，选举被看作不同的东西。政客在当权任期内没有做什么事，所以人们期待在能够对政客运用权力的短暂瞬间，政客应该给些好处。口袋里的现金显然比空头承诺好多了。但即使政客能买票，还不引起批评，他们怎么能确保交易成功呢？毕竟，投票是秘密的。你怎么阻止选民拿了你的钱，却投票支持你的对手呢？

在肯尼亚，反对党认识到告诉人们不要接受贿赂将导致选举失败，因此根本不尝试这样做。相反，它提议人们应该接受政府贿赂，同时投票支持反对党。

为什么这不是非常有效的还击呢？我认为有两点原因。第一是道德，这可能听起来很矛盾。通常，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如果拿了别人的钱但是背弃诺言不投人家的票，他心里会很难受。另一个是担心被人发现。投票箱多秘密呢？在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街头宣传者传播消息说政府将知道选民是如何投票的，在管理混乱的国家，这种警告可以被看作一种随便说说吓唬人的。

但是给特定选民贿赂要付出多大代价？我需要买多少票？花多少钱？有没有便宜的买票方法呢？

确实有：批发式贿赂。批发式贿赂是按照街区买通选民，而不是针对个人。在贫穷的、传统的、乡村地区，整体投票是很普遍的。在这些地方，地方乡绅的建议很少受到挑战。在计算选票的时候，很多村子100%投票支持某个候选人是很常见的。如果一个大人物决定个人投票方式的话，显然，直接买通他的支持就便宜多了。

总体上看，贿赂是我的一个策略。唯一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来赢得选举。

选择五：恐吓选民

优点：多数政客试图讨好选民，但是完全不同的技巧是恐吓他们。多数人都不是很勇敢。一旦遭到暴力威胁的暴徒，他们往往就屈服了，根本不敢抗争。

恐吓的一大好处是，即使我不能观察人们投谁的票，但我能观察他们是否去投票了。考虑到我在玩身份政治牌，我非常清楚谁可能投票支持我的对手。所以，我就威胁他们，如果不按要求投票就会吃尽苦头。

缺点：在政治上，一旦暴力开始了，就很难停下来。另一方可能变得更龌龊。毕竟，他们有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他们不暴乱，我就得担心失掉选举了。我不愿意冒险在暴力对抗中失败。这时眼前浮现出几个形象：被群众街头抗议推翻的伊朗沙国王、还有海地的杜瓦利埃（Baby Doc）、还有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最后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当你不能指望自己的士兵开枪时，就要变天了。

选择六：限制领域，排除最强大的候选人

优点： 这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不仅我增加了胜利的机会，而且直接打击了我最恨的人：我的对手。我需要找到理由把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这并不特别困难。我可以指控他们腐败，毕竟，这很可能是真实的。而且特别甜美的好处是捐款者总是敦促我严厉打击腐败，他们很难提出反对意见。如果腐败问题太敏感，弄不好引火烧身，我总可以那对手的公民身份做文章。不妨追查他的祖先三代，然后把他剔除掉。

缺点：除非我索性做到底, 像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那样确保我是唯一的候选人，选民总可能选择其他候选人，不管他多么糟糕。他们甚至愚蠢透顶地真这么选。

这让我仍然感到担心，我得思考是否忽略了什么策略。啊，我找到了，我长出一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下地。

选择七：杀手锏，错误计算选票

优点：最后，我找到听起来万无一失的策略。有了这个策略，我就决不会失败。选举结果是：现任总统1票；反对派一千万票。但报纸标题是：“现任总统险胜。”它还有强化其他策略的好处。一旦人们认识到我仍然能取得胜利，他们真正的选票不被计算的话，他们就更没有热情放弃贿赂或冒险参加反对派行列了。更好的是，我能留着这个策略随时备用，直到不得已时再拿出来使用。

缺点：国际社会不喜欢这样。我需要记住的是不要太过分: 不能是99%，不能看起来像苏联选举那样。

一般来说，在世界人口最贫穷的十亿人中举行的选举里，虽然选民有各种理由抱怨，现任总统总能“赢得”漂亮的74%选票。在很少受到限制的选举中，甚至能达到88%的选票。不管如何，这些国家的现任总统是非常擅长选举的。

苏联当局表现出来的对竞争性选举的恐惧让我困惑，认为赢得竞争性选举本身是主要的胜利。其实，操纵选举根本是小菜一碟：只有真正偏执狂的独裁者才害怕选举。

译自：The Dictator’s Handbook By Paul Collier

本文选自保罗·科利尔著的《战争、枪支、选票：危险地方的民主》。作者是牛津大学经济系教授。Copyright© 2009 by Paul Colli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